“四個服從”即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，少數服從多數，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，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。“四個服從”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要內容，是黨的政治紀律的核心內容，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各個環(huán)節(jié)。它在革命戰(zhàn)爭年代產生并逐漸成為全黨共識，凝結著黨的集體智慧。
　　二大黨章提出“兩個服從”
　　1922年7月黨的二大召開，在通過的黨章中明確提出了“兩個服從”：“全國大會及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之議決，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”“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，少數絕對服從多數”，還規(guī)定“下級機關須完全執(zhí)行上級機關之命令”“區(qū)或地方執(zhí)行委員會及各組均須執(zhí)行及宣傳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所定政策，不得自定政策，凡有關系全國之重大政治問題發(fā)生，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未發(fā)表意見時，區(qū)或地方執(zhí)行委員會，均不得單獨發(fā)表意見”。
　　此時的“兩個服從”，實際上已經涉及了“四個服從”的核心內容，即“全黨服從中央”“少數服從多數”。此后至六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，雖有微調，但都強調要執(zhí)行中央決議，指出嚴格遵守黨紀為所有黨員之最高責任，基本延續(xù)了二大黨章的有關規(guī)定。然而，進入全面抗日戰(zhàn)爭的歷史階段后，由于形勢發(fā)生新的變化，黨內一些犯有右傾錯誤的人出現違反組織紀律的情況，還發(fā)生了張國燾由分裂黨和紅軍發(fā)展至叛黨投降國民黨等事件。再加上1937年底，王明從蘇聯回國后，做了許多違反中央指示的事情。這些情況，使得中央認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。
　　維護中央的團結一致和統一領導
　　1937年11月，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。12月，他到武漢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工作。到武漢后，他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其錯誤主張。他擅自發(fā)表《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》，提出“六大綱領”，推翻黨中央全面抗戰(zhàn)路線的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》，另搞一套。他不執(zhí)行中央指示，拒絕在《新華日報》上刊登對全國抗戰(zhàn)起指導作用的《論持久戰(zhàn)》，反而將自己誣蔑毛澤東“假抗日，真反蘇，坐待日蘇戰(zhàn)爭”等意見，秘密“請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同志轉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”，以求共產國際在組織上干預。
　　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，1938年9月至11月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。會議總結抗戰(zhàn)以來黨的歷史經驗和深刻教訓，強調要通過嚴格的紀律，尤其是通過黨內法規(guī)來建立健全黨內關系。會議正式提出“個人服從組織，少數服從多數，下級服從上級，全黨服從中央”的“四個服從”。毛澤東將“四個服從”作為我黨“四項最重要的紀律”，強調指出，“誰破壞了這些紀律，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。”他還提出要警惕兩面派行為和小組織活動，嚴格維護黨的紀律，指出“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，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的條件。”
　　“四個服從”的內涵不斷深化
　　“四個服從”既反映了民主又體現了集中，是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徑，是黨內生活秩序的總概括，是正確處理黨內各種關系的基本準則。
　　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，對“四個服從”做了更為全面的闡述。七大黨章規(guī)定：“黨的組織機構，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設起來的。民主的集中制，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”。“四個服從”是民主集中制最基本的條件：“黨員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，少數服從多數，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，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。”
　　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出：黨內民主應該擴大，但黨的決議必須無條件地執(zhí)行。“四個服從”的原則，必須無條件地執(zhí)行。他還指出：“一個共產黨員是否有高度的紀律性和遵守紀律的精神，只有在他處于危險的情況下，或者在他與黨的組織發(fā)生了嚴重的原則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時，才能表現出來。只有當他處在少數地位時，仍然是無條件地服從了黨的組織原則，他才是一個有高度紀律性和原則性的黨員。”
　　七大黨章將“四個服從”確定為黨的政治紀律后，歷次修改的黨章都把“四個服從”作為民主集中制的一項基本原則。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對“四個服從”作出新的表述：“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，少數服從多數，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，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。” 這一規(guī)范化表述，一直沿襲至今。（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|| 中央紀委國家監(jiān)委網站 王小寧 整理）